在该项制度设计过程中，社会公众需要承担的义务主要是服从、配合与协助义务。

无疑，民主制令更多公民参与了雅典城邦的政治，但问题是，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么多人决策，每个人一生治邦一天，会有谁把这当回事呢，遇到问题了，只要熬过这一天，就可以交差了。在1529年到1536年间，亨利八世通过一系列议会法案推行宗教改革，把教会的巨额土地财产收归王室，英格兰国王有全权制定教规和任命主教，掌握了教会的最高司法权，因此，英国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并建立了由英国国家控制的、以英王为最高统治者的英国国教会。

而每一类又有好坏两种，君主制对僭主制，贵族制对寡头制，平民制（或共和制）对民主制。[53]Lucian W.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0， p. 58. [54]除了模糊不清的天下大同或天下为公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美好理念外，儒家从来也没有勾勒出任何大型政治共同体的概略，也没有提供可行的制度措施。不仅今天的学者，我想即便当时雅典的公民也一定都知道这种宪制安排不合理、不理性，不可能有好结果。否则就会不断出现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现象。当一项宪制措施真正完成它的使命之际，很可能也就是失去了它生动宪制意义之际。

雅典城邦是从部落联合体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早期是4个部落，后来改组为10个部落。在结语中，我再对一些问题做一些说明。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个非宪政国家，不成文宪法更多的是以确认超宪法权力为核心内容。

[31]政治宪法者指责规范宪法学只是在等待日常政治的到来，缺乏现实担当。参见刘大生：《党主立宪：是什么，不是什么》，《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在规范宪法学中，价值乃当为，事实指实存，前者表现为规范性命题，后者则以描述性命题出现，但规范并无确切的指向。总之，规范宪法学发声的地方，恰是立宪主义出场的时刻，而立宪主义现身之处，恰是其可能立足之处。

[32]然则，对于中国的宪法制定权力，规范宪法学未置一辞[33]，政治宪法学随之产生，并以找寻这种力为职志。在此意义上，规范宪法学的谋略胜在规范分离和区隔，规范选择的色彩颇为浓厚[21]。

[62]二十年前，刘大生便提出党主立宪的观点，但学术界的回应廖廖无几，中国宪法学确实可以被认为是有病的学科。规范宪法学的追问聚焦于宪法学的方法，政治宪法学则追问：什么是真实的宪法问题？在政治宪法学眼中，中国宪法学主张司法宪政主义，研究假问题，回避中国宪法问题，是悲哀的学问[29]。在制宪权的功能问题上，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十分合拍。[58]同前引[4]，林来梵文。

规范宪法学所言及的返回规范，既包括文本中的人权规范，更包括返回人权价值，但倡导主要立足于文本规范达成对人权价值的论证。规范宪法学承认宪法秩序，认定人权规范为核心，倡导返回人权规范，力主宪法适用，张扬至极，无须赘言[16]。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宪法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宪法社会学的实质宪法观。

规范宪法学应当采取直面中国惨淡现实的理论行动，漠视中国政党问题只会侵蚀其理论的实践价值。在这种二元对峙的理论结构中，政党与宪法的关系获得不同的理论安排，理论景观各异。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完全没有意识到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区别。宪法社会学的理论要点是采用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功能分析方法来研究‘实效宪法（effective constitution）[47]，在类似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摸清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宪法规则或宪法规范[48]。

本文认为，政党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的核心议题，但政党的宪法学理论不可背离立宪主义的价值准则，且只有坚守这一立场，各种理论方能互为镜鉴、各自调适。若一味对中国政党问题保持沉默，规范宪法学亦可能被指责存在油水问题[59]。[42]对卡尔.施密特的批评亦适用于政治宪法学。[40]中国执政党无所限制地行使主权性权力，这是事实，但现行宪法确立法治国原则，明确规定各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意在约束政党的恣意行为，政治宪法学将政党主权上升为宪法根本规范，显然放弃了基本的法学立场和价值底线。若不能圆通地解释人权规范与其他规范的位阶关系，断然确认人权规范的至上性，必然导致宪法文本的碎片化，政治宪法学便拾起规范宪法学扔下的一页，独自成章。质言之，规范主义的谋略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特洛伊木马：承认实定法秩序，导入规范价值，驯服公权力。

尽管这一理论也意识到，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运用人民的制宪权……如果制宪权永远活动，日常政治就没有可能，这无异于否定政治社会的可能性[41]，但若这一底线被突破，亦无需震惊。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曾提出围绕政党形成中国宪法理论的明确主张[63]，有将政党转换为宪法学核心研究对象的意图。

在这一点上，宪法社会学明显区别于规范宪法学，后者将经由特定立宪程序确立的文本视为宪法规范的来源，对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作明确区分，为宪法规制政治实力构筑前提。[57]同前引[27]，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文。

See Howse, Robert: From Legitimacy to Dictatorship--And Back Again: Leo Strauss's Critique of the Anti-Liberalism of Carl Schmitt，10 Can. J. L. Jurisprudence 77 (1997) .新近对政治宪法学的反思性研究可参见郑琪：《论制宪权、人民与宪法——与陈端洪教授一起思考并反对他》，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另外，宪法社会学亦必然面临这样的追问：在当下中国，作为执政党意志之体现的宪法典未能具有至上的实效力，宪法社会学所冀望的不成文宪法，何以能避免同样的命运？   五、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展望：走向政党宪法学 规范宪法学虽未曾直接处理政党与宪法的关系问题，但其潜在意图是以国家机构的法治化整合政党的超宪法行为，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则直接回应了中国政党的宪法地位问题，视执政党为超宪法机关是其共同之处。

[27]政治宪法学认为，当下的宪法学只是在等待日常政治的到来，不能促成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转化，缺乏基本的担当。返回规范宪法的史前期，祭出制宪权的大旗，由执政党领导人民走向规范宪法，便是政治宪法学的药方[31]。若再进一步，便沦为为事实作规范认证，为其规范方法所不允许。宪法社会学的主张隐藏着对规范宪法学的诘问：返回规范是否仅指返回文本中的规范？或者说，是否仅有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才是宪法规范？显然，宪法社会学否认文本宪法的唯一性和至上性。

规范主义的历史谋略，以德国为例，一方面是讨好现行体制，另一方面是致力于肯认德国近代法治国理念，通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的规范去限制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6]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前引 [18]，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文。对他们而言，‘违宪不唯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说法，更是错误的指责。

[50]绝对宪法论使宪法社会学的形式法治立场完全沦为形式，其与政治宪法学可能存在的一点差别亦消失殆尽，宪法社会学最终成为现实合法性的说辞——政治问题的实质决断权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对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民主协商之后所做出的政治决定给予法律程序上的背书，从而将党的政治决定法律化和国家化，将政党的政治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和成文宪法意义上获得最高的法律效力。未来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应充分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拓展视界，聚焦政党现象，围绕政党、国家和公民的三元结构，构建党在宪法下的政党宪法学[62]。

主权在民实际是主权在政治体。[32]前引[6]，林来梵书，第284-285、290页。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完全无视这一政治现实，虽然回应了政党国家的现实，确认了中国人民在执政党领导下的总决断权，但然后呢，等待戈多[43]？   三、宪法社会学的寻觅与宿命 在方法上，规范宪法学主张价值与事实的二元分离，倡导返回人权规范，价值、规范和事实是相当关键的概念。社会宪法学同样断定：中国执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法，是中国的‘第一根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构成的‘绝对宪法。

三种宪法理论均是从反思中国宪法学研究入手，以调查病症、确定病因和开具药方的方式建立相关理论，均宣称自己是中国宪法学革新之路。叶海波，深圳大学法学院、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16]《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书第65页至255而共190页（全书430页）是关于人权规范的解释学说。[20]前引[6]，林来梵书，第341页。

[17]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52]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